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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整意义上以佛像为中心的石窟寺,大约出现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。这段时间,各地陆续出现最早的佛教石窟。在今巴基斯坦北部的古犍陀罗地区,人们在山中修建石头建筑并安置佛像;开凿于东汉年间的新疆喀什三仙洞,很可能是中国境内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;同期四川乐山也出现与墓葬相结合的崖墓佛教石窟;在新疆库车一带,出现了一批以居住和修习禅定为目的的石窟,墙上画满壁画。
从出现到兴盛,中国石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。原始社会末期,中国汉地文化就已到达西域并产生影响。例如,新疆克孜尔石窟内的壁画天相图,既有西方文化中的僧人在天上飞翔,也有东方文化中月亮上的蟾蜍,融合了不同地区的文化元素;建造克孜尔石窟的古龟兹国位于今新疆库车,当地出土的彩陶在造型和纹样上与甘肃、青海彩陶有诸多相似;中国佛教史著名人物鸠摩罗什生于龟兹,后移民长安,将大量印度佛经译成汉语,是一个讲汉语的库车人。
但西方对中国石窟的研究,只是中国文化研究的一小部分。由于石窟大多在中国,中国的石窟研究始终有主导性。20世纪40年代,“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”(今敦煌研究院前身)成立,开始了对莫高窟文物的保护、整理和研究。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学术有了长足进步,研究能力大幅提升,研究广度和深度也远超西方。当前,中国的石窟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。
例如,1993年起,中国与柬埔寨、法国、日本、意大利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,共同开启柬埔寨的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,30余年来深度参与周萨神庙、茶胶寺、王宫遗址等多项文物保护工作。近年来,在“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”框架下,中国与阿富汗、巴基斯坦在联合考古、世界遗产等领域开展合作bat365,参与保护亟待抢救的国际文化遗产。
石窟是重要的人类文明遗产,今天人们仍对千年前的石窟充满热爱,不仅是对古代文明成果的尊重,更是一种文化共鸣。因此,保护好、研究好、利用好石窟遗产,让文物“活”起来,不单是用高科技让壁画中的人物“动”起来,还要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,使其成为取之不竭、传承发展的文化资源。这种生命力,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在。(完)
宁强,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,博士生导师,考古学家、艺术史家、画家。哈佛大学艺术学博士,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,北京市“海聚工程”海外高层次人才、北京市特聘专家。曾任教于美国耶鲁大学、圣地亚哥州立大学、密西根大学、康涅迪格学院。2008年回国后,受聘兰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、敦煌学研究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学术专长为敦煌艺术研究、西域考古、“一带一路”艺术与文化研究。出版《敦煌石窟艺术——社会史与风格学的研究》《敦煌石窟寺研究》《敦煌佛教艺术——美术史的分析》、Art,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Medieval China(《中古中国的艺术、宗教与政治》)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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